我国环境保护从上世纪70年代醒悟到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污染，到80年代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，再到90年代环境保护有所行动，然后是到了新世纪，提出了“科学发展观、生态文明”。但就环境资源问题，整个民族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。

以日本举例，环境立国是该国国家民族共识，根本不是发展与保护的问题，而是必须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，这是远高于制度、标准的范畴。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环境资源全民共识也非常明确。而在我国，还在纠缠非常细节的问题：一级A、一级B，今天脱硫、明天脱硝，现在则是全民都谈PM2.5。

从我国情况来看，大部分人口居住在瑷珲-腾冲线以东一半的国土上，我们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和日本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江苏、河南、河北等省份的人口密度都超过日本，何况日本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。如果不能理解资源环境问题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限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，那就只能纠缠于保护还是发展这样的低层次问题。

在过去很穷的时候，追求发展并无太大过错，但当人均GDP已经接近中等水平的情况下，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发展并不是为了“救穷”的情况下，再这么发展是不可理解的。

环境改善对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有非常大的作用，但由于机制问题没有显现。环境和民生有极强的关联度，我们缺乏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现在我们对污染只有惩罚，效率很低；从宏观角度看，缺乏正向激励。